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tōngxùnyuán) 马磊 接上篇：良渚日，再深入一点(yìdiǎn)：寻找董聿茂（上） 从水路过陆路，步步转运，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1940年底，西湖博物馆又转移(zhuǎnyí)到了丽水三(sān)岩寺。 董聿茂是奉化人，他(tā)知道奉化已经沦陷，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让他负责管理标本，同时(tóngshí)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 那年康美业(kāngměiyè)18岁。董聿茂反复叮嘱(dīngzhǔ)他要勤俭创业，物尽其用(wùjìnqíyòng)，每次制作昆虫标本，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定量发给大家，不允许随意浪费。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他用了再磨(mó)，磨了再用，直到1977年退休。 博物馆除了展出工作停办外，采集、制作(zhìzuò)标本和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依然有序进行。大家学习采集蝴蝶标本，自己做猎枪子弹，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línshí)展出。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dòngwùxué)课程，鼓励年轻人多读书，指定了阅读书目(shūmù)，还要定期(dìngqī)考试。康美业不敢偷懒，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 逃难没有目的地，1941年，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nánzhōucūn)。 “C位就是董伯伯。”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shí)的职员合影，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wénhuà)墙上。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kànglì)的二儿子 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dào)永康，他要搭长途汽车(chángtúqìchē)到龙泉上课，往返(wǎngfǎn)一次需时三天。 此时，爸爸(bàbà)骑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sōngyáng)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坏了，爸爸摔了一跤(shuāileyījiāo)，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dǒngyùmàoyào)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8岁(suì)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爸爸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guǎnlǐ)。 他刚到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qù)。进洞后不久(bùjiǔ)，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hōngzhà)声，从洞中望去，山石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gǎndào)船只停靠的(de)大水门外，许多船已被炸(zhà)。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de)大树下，他终于看到(kàndào)了夫人和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xínglǐ)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wùpǐn)大部分(dàbùfèn)被焚毁，其余皆散落水中。 “他当时那种怅然(chàngrán)的神情(shénqíng)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niǎolèi)知识的日(rì)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suǒyǒu)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qiǎnsànfèi)，让(ràng)董聿茂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 丽水已经沦陷，松阳也许很快(hěnkuài)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就(jiù)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míngmíng)自身难保，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rúhé)安排我们这些“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cángpǐn)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三个月薪水的(de)(de)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fùzé)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yòu)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在无官方(guānfāng)经济(jīngjì)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bǎ)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 几乎所有人(suǒyǒurén)的记忆里，都留下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máozhāoxī)，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bóbó)真是(sh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fènghuà)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niánchūn)夏之交，日寇进犯浙东(zhèdōng)，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 浙大龙泉分校(fēnxiào)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yuèjiān)，日寇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kāixué)，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ràng)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bóbó)。 董聿茂为了疏散和保护西湖(xīhú)博物馆的藏品，坚持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zìjǐ)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bóbó)租住的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的文物、标本和图书(túshū)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yīzǎo)，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yīngyǔ)和古文。晚上，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lóngquán)分校任教，但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zhǒng)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lìshǐwénwù)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bǎ)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túshūguǎn)工作。韦植说，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kāngměiyè)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董振一说，除了(chúle)打猎。 马磊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是馆员自己(zìjǐ)去采集(cǎijí)。 爸爸(bàbà)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他教大家，射击(shèjī)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yīqiāng)。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háiyǒu)一件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rìkòu)占领(zhànlǐng)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zīliào)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yǐjīng)停办，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到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工作(gōngzuò)，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méiyǒu)打字机，日本人把(bǎ)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dēngjì)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tā)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是先生留日的同学，他得知(dézhī)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不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yánjiūyuán)王宁远做良渚(liángzhǔ)口述(kǒushù)史时，曾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jiǎodù)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dàn)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shíjú)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完好(wánhǎo)，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和(hé)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wài)，其他(qítā)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dàbùfèn)得以完好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成立(chénglì)前夕，馆藏自然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fēnxiào)，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学校通知他们(tāmen)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hángzhōu)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2月。 当时(dāngshí)浙大有一条(yītiáo)制度，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shíyàn)。“董伯伯(bóbó)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这和董伯伯(bóbó)对我的影响是(shì)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jiālǐ)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 董聿茂想到毛昭晰读的(de)人类学(rénlèixué)专业(zhuānyè)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是(shì)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le)后来的事。 “人生真是奇妙(qímiào)。当年董伯伯邀我去(qù)浙江省博物馆，我没有(méiyǒu)去。三十多年(sānshíduōnián)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máozhāoxī)说，他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县都(dōu)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guò)同样的(de)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xīhú)博物馆(bówùguǎn)，一直叫到小韦退休。 一张1950年(nián)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时任历史部主任）……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选择，一是(yīshì)去南京大学，跟着小麦(xiǎomài)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我去看看(kànkàn)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在院里(yuànlǐ)，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mǎncài)。 大韦说，这个地方(dìfāng)好，可以安家。 董馆长(guǎnzhǎng)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ne)？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 小韦说，我现在还(hái)没有定。如果(rúguǒ)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qiānle)一个条子(tiáozi)，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下午(xiàwǔ)报到。 “先生常说(chángshuō)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yīcì)，浙师院师生去(qù)舟山野外实习，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hǎibiān)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dàjiā)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yào)经过逐渐麻醉，固定(gùdìng)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xǔxǔrúshēng)，不准马虎。“ 标本采回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shìnèi)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wǒmen)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biǎoyáng)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a)，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bìng)在一起，一个(yígè)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的(de)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有(méiyǒu)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jìyì)中，1987年(nián)冬天下大雪，下了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他会(tāhuì)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shuō)，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好了。 “文物和标本这两类，不能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zhāngnǎo)丸、樟脑粉(fěn)，万一有个火灾，文物就会毁掉(huǐdiào)。”韦植不同意。 1988年，标本楼(lóu)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biāoběn)楼建成，韦植去家里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shuō)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好好干，不同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hé)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bùdàng)馆长了，你操这个心干啥？ 2个月(yuè)后，1990年1月12日，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guǎnzhǎng)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dǒngyùmào)。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fēngjǐngqū)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niánlíng)最大。在玉皇山顶的饭店吃(chī)午饭的时候，年纪最小(zuìxiǎo)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háowúzhǔnbèi)，抬起头，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de)情景：“我代表(dàibiǎo)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yītiáo)微信：“人的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活着(huózhe)。” 1986年6月2日，余杭(yúháng)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yītīng)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zhíjiē)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búyào)动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shénme)不要动？王明达问。 为了(le)确证所发现的(de)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kuài)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zhōuwéi)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máozhāoxī)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日记： 6月10日，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zhèjiāngshěngzhèngfǔ)副省长李德葆等(děng)视察(shìchá)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de)补贴——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lǐdé)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对(duì)本次报道的支持）